外婆于我，并不是小说里通常描写的那种亲切、和蔼的代名词。长久以来，这个名词的含义似乎只限于照片上、血缘上的那种虽近却远的印象。从我小时候起，她给我的感觉始终是个侧影——一个古怪的老太太。
她一直都是个极虔诚的基督教徒。小时候逢年过节，她也来过几次。每次住那么一段时间，便默默地走了——我从而也得见了她的一些日常事。每天下午，她总是长久地跪在床前，两手拄着床沿，口中喃喃地做着祈祷。外婆共生了六个儿女，因此祈祷时也很是麻烦——她那么不厌烦地、详详尽尽地把一个个人名、地址都絮絮道来，并且每个人都要尽她所能地祝福赞美一番。
我那时正念着小学，对外婆所从事的这一切既不了解也不愿去理会。只是偶尔的兴致来了，也会去听听她唱的赞美诗。记得她常唱的是一首《耶稣宝血泉》。我虽不大理解这歌词的意思，却能惟妙惟肖地模仿外婆宁波土腔的发音。每次在亲友面前做这样的仿学表演，总能博得大片的笑声——我由此便知道，亲友们对外婆的态度也是与我相仿的。
外婆最后一次来上海过冬在我家是好几年前的事了。那时我已稍稍大了些，也略有了一点兴趣去听外婆讲《圣经》。事实上外婆的口音我极难分辨，我也并不十分在乎听故事，只是每见她那干瘪枯瘦，又皱纹交错的脸，心头总没来由地有几分怅然，也包含了一点怜悯的意思——外婆独自住在宁波乡下，惟一在身边的儿子却又是个不甚孝顺的。
我一直都记得那个冬日的夜晚。那时春节过后并不久，但外婆执意要走，上海的亲友们在我家为她送行。那晚外婆的兴致极高，当众为大家唱赞美诗。父亲还用一盘磁带录下了。客人们笑着，喝着彩，外婆的脸上浮现着难得的红晕，并不知疲倦地一直唱下去。直至客散，她忽然有几分凄凉地向我们说：“待我一走，你们定会擦了那带子，倒不如让我带去。”我们都笑着说：“哪能呢，哪能呢！”外婆笑笑，不再坚持下去。然而终是给她说中了——不久，为录一盒费翔的歌，便给擦去了。
这便是外婆最后一次的离去。算来，也有数年不曾再见了。母亲按月寄着生活费，偶然多邮了些，便有来信骂我们不节俭。外婆的信封总是自己手糊，皱巴巴的，她的信，我们大家都不感兴趣，因为她总爱在信里附上大段大段的赞美诗，且每次都千篇一律。
前几天忽然收到外婆的一封信，说她在河边洗衣时失足掉进河里，幸好被人救了上来；又说以后生活费莫再多寄，她鱼肉不沾，每日到市上拾些旁人不要的菜来，也够吃了。外婆在信里很是气愤地说：现在的人好大派头，好端端的菜也扔了。
我于是拿了那信给母亲读。却见她坐在沙发上，读着信，时而流露出似是怜悯，似是讥嘲的笑来。我却不知为了什么，心头竟有些酸酸的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