鹰选择了飞翔的努力，收获的是翔于云端的非凡；蝉选择了“知了”的自得，收获的事栖于枝梢的平庸。
当仲永年少即锋芒毕露时，可曾想过日后的泯然众人？当赵括临阵夸夸其谈时，可曾想过战时的身死人手？当马谡军帐中信誓旦旦时，可曾想过败逃时的两泪涟涟？
于是那一次次言与行的本末倒置，定格了历史的曲线。
其实，言与行的辩证，正如同水与桶的关系：空气如言行如水，而只有当桶中的水愈来愈多时，桶才会变重。仲永、赵括、马谡，哪一个不是质地优良的“桶”呢？只可惜不装水的桶如不能跑的车一样，于历史的实在性而言毫无用处，倘如真的非要说出些价值，那也只有将他们陈放于史书的博物馆中，供后来者引而鉴之了。
于是有人便言：沉默是金。于是鲁迅先生也说：“不在沉默中爆发，就在沉默中灭亡。”然而，这于我看来，沉默与沉默之间，却是有着质的区别。
并不是所有的沉默都是金子，也并不是所有的沉默都会导致灭亡。在相同的沉默的表象下面，有着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。
当1840年英吉利的坚船利炮轰开中国大门时，当琦善等人惊呼着坚船利炮不可抵挡时，中国的有识之士们选择了沉默。然而这沉默并不是屈服，而是蕴含着“行”的沉默。当然，也只有这样的沉默，才能孕育出爆发。
于是便引出另一种沉默——彻底沉默了的沉默，预示了灭亡的沉默。
所以，“行”的作用便显而易见，即便是沉默，若内蕴着“行”的苗芽，也会指向成功。
当然，行胜于言并不是将言置于无用之地。若成功是行于海上的帆船，言便是风。风既能助船破浪，也能掀起波涛吞啮希望。若成功是种着麦苗的田地，言便是雨。雨既能滋润大地，也能引发洪涝水淹千里。所以，“行”固然重要，但没有“言”指导的“行”却将是一个更大的谎言。
当小鹰选择了翔于云端的非凡，它就要付诸努力，因为行胜于言；当知了选择了自鸣的得意，它便注定了平庸，因为行胜于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