普车都 > 读后感 >

《随想录》读后感

巴金先生逝世后的第二天晚上,电视台在播放一个巴金专题节目时,出了一道征答题,问:(1)《家》、《春》、《秋》,(2)《寒夜》,(3)《随想录》,观众印象最深(或最喜欢读)的是哪一种?那节目结束之前,荧屏右下方显示出观众反馈的统计结果:《家》、《春》、《秋》占了百分之六十几,而《随想录》仅得百分之十几。这可以理解。《家》、《春》、《秋》问世最早,又得戏剧、影视剧演播之利,早已是家喻户晓、深入人心,无怪乎在这项征答中,要“遥遥领先”于《随想录》以及《寒夜》了。   近日,91岁的贾植芳先生给出的却是另一种答案,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,他个人最推崇的还是《随想录》,“很多人都将‘文革’期间所发生的错误推在别人身上,李先生(即巴金)没有,他体现了自己的真诚,这本书的价值很大,将传诸后世。”   贾老的这个答案,正与巴金先生自己的想法相似,1998年巴金曾对新华社记者说过,他一生没写什么东西,只写了《随想录》这一部作品。   笔者的第一选择与贾老相同,也是《随想录》。理由能说出几条,其中的一条是:《随想录》中一以贯之的“真诚”——说真话的真诚,反思的真诚,自我解剖的真诚,自我忏悔的真诚。   在“文革”的十年中,巴金历尽种种劫难,这种“受难者”的身份,能用来作为一种自我标榜的资格,甚至当作利益索取的资本;——事实上,这种“资格”和“资本”,确有不少人相当充分地利用了;——而对巴金而言,如果要说“利用”的话,他是作了相反的“利用”,用他自己在十年浩劫中的切身经历,来反复地反躬自问、自责、自省。他不只一次说,在“文革”中自己“中了催眠术”,“喝了迷魂汤”,是个“奴在心者”。他痛切地说:“总结(‘文革’)十年经验的时候,我冷静地想:不能把一切都推在‘四人帮’身上,我自己承认过‘四人帮’的权威,低头屈膝,甘心任他们宰割,难道我就没有责任!”在《解剖自己》一文中,他甚至作了如此犀利的解剖——   “在那个时期我不曾登台批判别人,只是因为我没有得到机会,倘使我能够上台亮相,我会看作莫大的幸运。我常常这样想,也常常这样说,万一在‘早请示、晚汇报’搞得最起劲的时期,我得到了解放和重用,那么我也会做出不少的蠢事,甚至不少的坏事。当时大家都以‘紧跟’为荣,我因为没有‘效忠’的资格,参加运动不久就被勒令靠边站,才容易保持了个人的‘清白’。使我感到可怕的是那个时候自己的精神状态和思想情况,没有掉进深渊,确实是万幸,清夜扪心自问,还有点毛骨悚然。”   这种“清夜扪心”的自我解剖和灵魂拷问,笔者读之不禁怦然心动,而且也为之汗颜。巴金本来似乎无须也不该来做“忏悔者”的,然而恰恰是这位饱尝苦难的老人,在世人面前敞开心扉,做了最为真诚、痛切的忏悔!   结果是:真诚的巴金赢得了世人的敬意,被人们视为“知识分子的良心和良知”。巴金是一面“镜子”。面对这面“镜子”,会照出我们自己的行状乃至隐秘的灵魂,就看我们是否有足够的勇气,以及像他那样的真诚。   数月前的一个深夜,笔者无意间摁到某地卫视的频道,正在播一档谈话节目,两位学者嘉宾侃侃而谈,语词慷慨激烈,其谈说的内容,一言以蔽之,就是:“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最愚蠢,最无耻的”(笔者在其中一位学者的某本书里,还看到另一个断语:“最下流”)。这种“所向披靡”的批判,是对中国知识分子整体性的“宣判”,那么两位学者阁下自己又置身于何处?令人称赏的是,年轻的女主持人在节目最后也问了这样意思的问题:假如中国知识分子都是这样的,那么您二位呢?笔者连忙竖起耳朵,恭听学者如何应答。学者的答词有点“绕”,但意思还算明白:他们是不在其中的。哦,他们是“出污泥而不染”呵,无怪乎他们能毫无挂2页,当前第11
展开更多